政策制定者享受的是比较快、比较好的轨道，凭什么要并轨？要改变这种现象，就要靠政府的力量。政府和官员是两回事，虽然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但是政府成立的目的不是为官员服务的，而是官员要为政府后面的老百姓服务。 城乡养老金调查——
城市老人直言 养老金难以应对上涨的物价
应付日常开支没问题 但没有富余 不敢生病
每月两三千元的养老金是多了还是少了？这是绝大多数受访的广州老人的养老金收入水平。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的家庭子女收入高且孝顺，老人哪怕没退休金也能安享晚年；有的有灾有病，养老金用得捉襟见肘，加之子女“啃老”，在钱越来越不经花的当下，只能“一个铜板掰成两半花”。
本报记者采访了多名中低养老金收入水平的广州城市老人，试图通过一个个实例，来描绘出城市老人养老金收支情况的图景。
转制后退休难免失落
退休金两三千不算少
刘先生气质斯文，作为曾经的“国家干部”，他说起话来头头是道。退休10多年来，刘先生喜欢跟老伴到处游玩，还经常找老同学们聚会，一起回忆旧时光。
刘先生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他所在的企业在国企改革大潮中转制了，他的身份随之从原来的“国家干部”变成了“企业干部”。当年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的他后来以企业高管的身份退休，但每个月拿到手的养老金也只有3000多元，在他看来，并不多。
“从企业退下来，无论是工人还是厂长，养老金都一样。”刘先生说，“我希望能够尽可能地提高我们这些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当年身份的转变毕竟是服从国家的需要。”
70多岁的张先生老两口都是退休工人，曾几何时，这种“夫妻档”是多么令人羡慕。只不过，他俩当年为之奋斗的工厂如今都已不复存在。“我是机械厂的工人，我爱人是广州洗衣机厂的工人，都是国有企业。”张先生告诉记者，退休之后，工厂已不复存在。
如今，张先生每月的养老金收入约为3200元，张太太约为2500多元，他们感觉已足够应付生活，但不能大手大脚。每逢节假日，张先生都会感到失落，那些“有单位”的退休工人，会收到来自原单位的慰问金、慰问品；像他们这种“没单位”的，只能从街道领几十元过节费。
“还好儿子挺争气，有份不错的工作，还会时不时地给我们点钱，请我们吃顿饭。”张先生说他挺知足。
66岁的李女士身形瘦弱，身体状态不是很好，她说她腰痛比较严重，后来恶化为手痛脚痛，经常需要做理疗，每次都要花去大约300元，理疗费还不能用医保报销，对她来说，这笔经济负担非常重，以至于不敢轻易去看病。
“我原来是越秀区水电安装工程队的仓库保管员，上世纪90年代单位被撤销了，我也就下岗了，下岗多年后才退休。当时工龄不够，我就花钱买够了15年的工龄，这才能享受到社保待遇。现在每个月拿1600多元钱的养老金。”李女士告诉记者。
丈夫多年前过世了，李女士如今跟两个女儿相依为命。“二女儿几年前离婚了，她身体有病，没法出去工作。但大女儿实在是太好了。”说起大女儿，李女士一下子来了精神，“大女儿非常顾家，每隔一个礼拜一定会回家来看看，照顾妹妹，然后给我们一笔生活费。她实在太好了，其实她自己一个月也不过赚几千元而已。”家人之间的接济，弥补了养老金的捉襟见肘。
个体户靠积蓄撑起家
随夫进城后难办社保
潘先生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戴着一副眼镜，眼神中透着一股精明。上世纪80年代，他从工厂辞职，打破了当时所谓的“铁饭碗”，干起了服装生意，堪称中国“第一代个体户”。
在那个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时代，个体户能挣到不少钱。回想起来，潘先生感慨万千，他说自己当时只会埋头苦干，不知道该如何让手头的钱保值、增值，所以随着通货膨胀，他苦心积累的财富不断缩水。
那个年代，像潘先生这样的个体户普遍对养老金没概念，当时的他觉得自己经济状况还算好，所以并不担心未来。可后来眼瞅着物价越来越贵，他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后来，市里给了政策，我们这些当年的个体户现在也有了社保，对我来说，每月的养老金虽然只有1600元，不算多，但应付日常生活还是足够的了。”他的妻子目前仍在工作。
他说他家目前最大的花销是两个子女的教育支出。“一个孩子刚大学毕业工作，还有一个刚考上大学。还好，两个小孩都很争气，都考上了一本，学费不算高，平时给他们点生活费就行了。”潘先生坦言，这些开支都靠他当年的积蓄撑着。
来自清远的刘东妹正在为自己的社保而焦虑，她原本一直在老家农村务农，而丈夫在广州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为了不再两地分居，大约10年前，她把自己的户口也迁到了广州。
以前在农村没单位，她一直没参加社保，所以进城之后马上就面临养老难题，2008年，她曾向社保局提出申请，但得到的答复是，只有落户广州满10年才可参保。
她丈夫的单位多年前因经营不善解散了，幸亏他参加了社保，所以如今退休后每月能拿到2000多元的养老金，刘东妹没收入，两口子的生活开支都靠这2000多元。
刘东妹有一对儿女，儿子在清远老家务农，收入不高；女儿是一名英语教师，但有时手头也会周转不开，老两口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资助儿子，帮帮女儿。
刘东妹希望自己和丈夫能够远离疾病，否则身体上和经济上都承受不了。“老公有一次生病住院，虽然能报销一大部分，但自己还得承担8000多元。身体好就什么都好了。”她说。
86岁老太租房爬8楼
嫌物价高回乡下养老
满头银发的杨婆婆已经86岁高龄，但身体状况不错，每天都要出门活动，但出门对她而言已经是件颇为费力的事情了。
多年以前，杨婆婆家住在康王路一带，后来因市政建设的需要拆迁，杨婆婆一家被分配到了黄石路一带居住。她目前住的房子仍是当年分配到的老房子，没有电梯，杨婆婆住在8楼，每天上下楼对她来说实在太难了。
“我现在的梦想还是有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其实我现在住的房子仍然算是租的，并不是自己的。以前在单位当工人的时候有房子分，可我却从来没有轮到过，所以一直都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杨婆婆退休已经整整30年了，现在每月能领2200元左右的养老金，她说这些钱能勉强应付日常生活开支，但一旦遇上病痛，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跟杨婆婆一样，73岁的丘婆婆也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她如今住在棠溪，同样租房住。当记者见到丘婆婆的时候，她正独自一人在公园里整理刚刚拣到的木棉花。“木棉花是可以用来煲汤的。”她笑眯眯地说。
丘婆婆告诉记者，因为要养育几个孩子，所以她直到40多岁才外出工作，当上了一名环卫工人。“做环卫工人很辛苦的，每天很早就要出门去扫马路，那个时候工资也不高，只有100多元，但物价也低，所以觉得比现在要过得好。”
由于参加工作晚，丘婆婆的工龄只有11年，她每月的养老金收入约为2200元，跟杨婆婆差不多。丘婆婆的生活态度很乐观，她身体一直不太好，经常得去医院看病，“没钱的时候就吃差点，有钱的时候就吃好点”。
丘婆婆的丈夫曾是一名建筑工人，目前每月的养老金约为2000元，他嫌广州的物价水平高，就返回开平乡下的老家去生活了。“那边的物价要比这边低很多，2000多元在那边还是很经花的。”丘婆婆说。
一直让丘婆婆放心不下的，是几个子女。她的三个孩子中，如今只有小儿子结了婚，大儿子和女儿都已经40多岁了，却仍旧单身，都跟她住在一起。“没有钱，没有车，又没有房，哪里敢去谈恋爱？”她这样认为。
丘婆婆说，三个子女平时或多或少都会给她点生活费，但他们自身的收入水平并不高，每个月只能给四五百元。她倒也无所谓，感觉很满意，如果孩子们经济上出现困难，她还会给点帮助。
改革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
必须配套职业年金改革
访谈嘉宾：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主编郑秉文
记者：您曾经提出，破除养老金双轨制问题，事业单位改革要以职业年金为补充，事业单位人员和公务员一起改革。您提出这一改革思路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郑秉文：2008年2月启动的五省市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试点工作流产，原因是多方面的。事业单位只要一改革，其退休人员的待遇水平就要与现有的社保水平持平，但现有的社保收入水平比事业单位原先的收入低了一半。
他们认为自己这辈子没发过财，工资并不比社会平均水平高多少，跟很多垄断国企比差很多；如果退休的时候突然只能拿到跟目前相比低一半的退休金，自然会有极大的抵触情绪。这是导致2008年改革流产的重要原因。
记者：该怎么解决？
郑秉文：我认为，事业单位人员应该加入现有的社保制度，收入减少的那一半通过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来补充，从而打消他们对养老金下降一半的疑虑，让大家吃颗定心丸。而且这样一来，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本身与全社会是平等的，不会因为搞特殊而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
2008年的改革方案只说“要建立职业年金”，就这么一句话，没有具体的方案来补足下降的那一半，最终导致失败。所以，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要跟年金制度改革一起设计，要确保大家有稳定的预期。
记者：减少的那一半能够补足吗？
郑秉文：能不能补足，关键在于制度设计，需要一定的政策支持(并非对事业单位的单独支持，对全社会都应如此)，年金改革需要继续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改革后降掉的那部分补回来。
记者：企业职工退休后可以通过年金补充到跟事业单位员工一样的收入水平吗？
郑秉文：对。事业单位改革，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制度的改革。我们的职业年金已经建立20多年了，2004年启动制度改革，但改革进度太慢了，这其中有制度设计复杂的原因，也有年金税收优惠力度太小的原因。应当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学界、企业呼吁了很多年，可一直没看到这方面的改革，这与有关部门的认识有关——一旦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年金的税收优惠比例，眼下的税收就会受影响，这是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关系问题。长期来看，国家、财政收入和老百姓都是受益的，短期来看国家财政是受影响的。
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要改革，只有这个办法，其他都不可行。有人说再为事业单位单独建立一个养老金制度，我觉得不可行——正因为现有制度搞特殊才挨骂，再建立个特殊制度岂不是自己打自己吗？
养老金统筹层次低
记者：养老金制度中，除了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的双轨制，还有城乡之间的双轨制。未来该如何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郑秉文：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改革，针对的是城市内部的“小二元”结构，是可以改变的；而城乡之间是“大二元”差距，克服起来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大环境制约，难以弥合。
可是在同一个城市里，同为市民，私人部门的人跟公共部门的人却存在巨大的差距。私人部门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部门，公共部门是国家机器，是公益机构，如今，公益部门的人养老金水平却高出创造财富的私人部门的人一倍，这种差距受到的批评的猛烈程度显然远远强于城乡差距。
记者：有消息说，养老金制度将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目前情况如何？
郑秉文：养老金统筹层次太低，是目前制度的重要缺陷，必须根除，在制度设计上进行调整，是可以提高统筹层次的。
目前，只有4个省实现了省级统筹，还差得很远。
“养老负担的主要承担者应该是个人”
访谈嘉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经济学院教授、农村保险制度专家王国军：
记者：有观点认为，城乡养老金之间很难弥合，您怎样看？
王国军：破除城市内部的双轨制比较容易，而城乡之间的衔接需要一个过程，要确保发展方向是一体化的，从制度上让城乡之间慢慢向一起走。现在农村采取新农保、低保等多种制度，把这些整合到一起也需要时间，一些地区的衔接做得很好，但在全国推广还需要很长时间，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经济水平和城市化程度逐渐地并轨。
记者：那实现城乡养老金制度一体化，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王国军：主要是资金的问题。你要定出一个水平来，城市需要多少，农村需要多少，既要保证各阶层之间的公平，也要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率。
记者：您怎样评价目前的农村养老金水平？
王国军：还是比较低。这个制度建立起来不容易，中国历史上从未给农民建立过养老保障制度，我们现在正在建立，本身就很不错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保障水平也不一样，但总体而言还是在起作用的。
记者：在养老金制度改革过程中，很多人都在呼吁财政支持，财政能在多大程度上负担改革成本？
王国军：这是民生工程，政府拿出一定比例的钱用在这里，是必需的，但要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使用这些钱。给钱给到位，要给那些最需要的人。也不能财政全包，这是不可能的，政府不能全管。每个人都会进入老年阶段，随之一定会收入减少、医疗支出增多，这种风险需要个人去承担很大一部分。实在不行了，个人承担不了了，才需要政府来做，不能让人老无所养。
记者：个人在养老体系中可以做到什么呢？
王国军：储蓄啊，投资啊，年轻人不要乱花啊，结婚时少浪费，减少吸烟、喝酒的消费啊……养老风险，本质上是个人责任。
记者：“并轨”的提法说了很多年，但进展一直很缓慢，这是为什么呢？
王国军：政策制定者享受的是比较快、比较好的轨道，凭什么要并轨？要改变这种现象，就要靠政府的力量。政府和官员是两回事，虽然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但是政府成立的目的不是为官员服务的，而是官员要为政府后面的老百姓服务。政策制定者需要摆正这个位置，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阻碍政策的改变和进步，否则那就是改革的绊脚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