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银发贫困”亟需养老金替代率改革
养老金替代率，这是我们退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清华大学教授杨燕绥的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养老金替代率偏低，为社会平均工资的40%左右。1999年之前，中国企业职工养老金的替代率总体维持在75%以上，但之后呈逐年下降趋势，到目前已下降至40%以下，而且不同人群养老金替代率的巨大差异，也引起了各方广泛关注。(10月27日《南方都市报》)
养老金替代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养老金替代率越高，意味着退休之后的养老质量和水平越高。遗憾的是，虽然每年养老金的水平在增长，但养老金替代率却在下降：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看，2009年企业职工替代率为47.34%，2011年则为42.9%，有较大幅度下降。而1997年当我国建立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时，预期的平均替代率则为58.5%。当养老金替代率低于国际标准线50%时，也就意味着，退休之后的生活会发生明显变化，人们的生活质量会大幅下滑。
而且，不同群体之间养老金替代率的差异也非常明显。一般而言，公务员群体的养老金替代率更高，他们不仅不需要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而且在退休之后依然可以拿到相当于在职时80%左右的工资，这样的比率保证了他们的退休生活不会受到太大影响。接着，便是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替代率，最后才是企业的养老金替代率。在这样的序列中，会出现这样的尴尬：虽然很多所谓的白领拿的工资较高，但一旦他们退休之后，一旦他们想要在退休之后享受生活时，却发现，自己的实际收入相当于打了四折。而且，之前他们的高工资可能已经为高房价买单了;现在，他们老有所依的梦想该如何实现?
因此，养老金替代率的并轨必须推进。这是实现养老权利平等的需要。评价一个社会的文明，可以从这个社会对待孩子和老人的态度与待遇看出。如果一个社会，人们在步入老年之后不能安享晚年，无法获得制度依靠，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会大打折扣。而人既然生而平等，那么在老去之后，权利自然也是平等的——他们应该具有平等的养老权利。这种平等当然不是一种绝对的均等，毕竟个体之间存在不可抹平的差异;但是，这种平等至少应该表现在基本国民待遇上的平等，以及企业年金制度设计上的平等。前者表现为基本的养老金是同等的，后者表现为身在企业就应该有企业年金。如果，养老金的制度设计总是多轨存在，所谓的养老权利总是与身份有着直接关系，那么养老的公平与尊严将无法得到保障。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并轨还应该是向上并轨，而不是向下并轨，并轨的目的是提升整体的养老金替代率，而不是向下凑一个数，实现表面的并轨。如果，并轨只是换一些名号，实质的差异依然存在，或者并轨只是拉低了高替代率，则整体的替代率不会理想，真实的养老质量还是得不到保证。因此，必须将并轨建立在整体提升的轨道上，一方面实现养老金替代率的整体提高，另一方面消除养老金替代率之间的差异，尤其是权利保障层面的差异。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思路，即便在基本层面上实现养老金的并轨，但因为企业年金的差异，原有的问题依然会存在，甚至会愈发严重。
年轻时的贫困可能是暂时的贫困，只要能够有机会有能力，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人生。但“银发贫困”则可能是一种长期的负担更重的贫困，在青春被透支，在啃老可能传递，在因病可能返贫的背景下，“银发贫困”的实际影响会大得多，改变起来会困难得多。为了让老人们老有所依，有一个健康幸福体面的晚年，养老金替代率低的现实问题必须看到，并着力改革。只有通过养老金替代率的改革，养老的隐藏问题才能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