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功成，民盟成员，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社会保障研究专家。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接受专访时指出，财政连年增收应加大社会福利投入，免除国民生存疾病恐惧完全能做到。
财政增加应该反馈于民
郑功成认为，在我国建一个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就目前的情形而言，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想不想去做的问题。我们必须注意两个客观的事实：一是我国国民绝大多数还缺乏应有的必要的社会保障；二是我国国民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创造了持续27年的高速增长的奇迹，而且还在继续着这一奇迹。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应该更多地通过社会保障或福利途径反馈于民。我主张在国家财政连年大幅度增长的条件下，应该切实加大对社会保障、国民教育、公共卫生、医疗等方面的投入，这些投入都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都可以不同程度地实现让全体国民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针对“每年在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上投入3000亿元就够了”的看法，郑功成指出：这种提法其实是不妥当的，一是目前我国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总量上已超过了3000亿元的规模，仍然是不够的；二是3000亿元是个静态指标，而社会保障水平是必然地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及城乡居民的需求增长保持适应的。因此，我认为用“社会保障投入应该随着GDP的不断增长和持续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这样的提法更为妥当。
现在的投入比例是多是少？郑功成说，目前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大概占到国家财政的12%左右，这个比例显然很低。在西欧、北欧这些高福利国家，财政的钱有45%以上是用在社会保障上的，美国财政也有1/3以上的钱用在社会保障方面，我国香港港府下面有11个局，单是卫生福利局和教育统筹局两个局的支出就占到香港财政的50%以上。希望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在“十一五”期间应当达到20%。
管理层级太低是大问题
社保投入比例远远不足的原因在哪里？郑功成指出，最重要的还是观念上的问题。在讨论社会保障问题时应该学会算大账，即算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健康发展的大账。目前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很大一块是投入到城市，我们应该在继续关注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的同时，向农村倾斜，特别重视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
郑功成说，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责任分担的原则是确立了，但是国家、社会、单位、个人应负担多少并没有具体划分，这当然会直接影响社保资金的筹集。此外，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社保基金的管理层级太低，有的地方甚至还停留在县级统筹管理，这样不仅容易失控，而且容易造成制度不统一、负担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