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以来，上至官员学者，下至普通百姓都在悄悄地进行着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中国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必要推行西方福利国家那种全民社会保障体系。显然，今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和委员们也不会绕过这一热点话题。
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陈凤翔指出，瑞典、芬兰、德国、法国等国家已经形成了覆盖广、层次高、功能多的社会保障体系，这种全面而广泛的福利网络对社会稳定与和谐起了积极作用。那么，中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如何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给更多的老百姓以更好的社会保障？
将更多的人，特别是将农民纳入社保范围，消除老百姓对于年老、疾病、失业的后顾之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但现实的情况与理想相差甚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介绍，全国有7.8亿农民，直到2005年，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居民为5400万，不到农民总数的7%。除此之外，只有部分地区农民享有最低生活保障和零星救济，而城镇人口享有的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和就业、教育、医疗等救助，农民几乎没有。
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1.2亿农民工中80%没有保障，1.38亿乡镇企业职工既未进城保，也未进农保，4000万失地农民“进城”后也未能得到有效保障。
因此，有专家指出，从中国社保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中国尚无能力建立全民性的社会保障，尤其是农村的贫困人口太多，搞全民社保不现实。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却不这么认为，他表示，只要下决心调整社会政策，确立全民社保目标和推进全民保障，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农民多、农民穷就难以搞全民社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丁宁宁对全民社保也非常乐观：“中国目前GDP可能要超过20万亿元，财政收入达到3万多亿元，外汇储备9000多亿元。就中国经济总量和实力而言，我们现在有条件解决全民社会保障问题。
”“解决全民社会保障，经济能力不是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迎生认为，财政每年拿出1600亿元左右，基本可以将医疗保障全覆盖；拿出1000亿元左右，基本可解决包括农民在内的养老问题。正如经济学者吴敬琏所说，从每年上万亿的公费吃喝、公费用车、公费出国等支出中节约一部分，“全民低保”的费用已经足够了。
近年来，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全国推行了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的试点工作，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为实现“全民低保”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能否实现“全民低保”，不仅要看客观条件是否具备，更重要的是要明确思路和目标。“基层解决社会保障不是看经济发展，而是看政府的公共服务。”北京大学教授李玲说。
“中国社会保障总体思路和目标还不够明确，也没有形成大体系、没有一个时间表，而且对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关系的理解可能还存在一些误区”。世界银行社保专家于小庆说，中国在“十一五”规划中始终强调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扩大农村低保和困难救助，可越穷的地方越没有条件搞社会保障，这对各级政府公共财政责任的要求就更高。因此，在相对贫困的农村搞低保等社会保障等问题上，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