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虽托股市之福大幅上涨，但股市之花未必年年好，养老金收益则以安全为上
中国养老金空账额达8000亿元人民币之巨，并且每年还在以1000亿元左右的规模攀升，巨大的养老财政赤字已成为迫在眉睫的肘腋之疾。并且，前有空账之虎狼，后有人口老龄化之追兵。单纯依靠养老金投资是不现实的，前两年我国的养老金收益率甚至比不上五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年虽托股市之福大幅上涨，但股市之花未必年年好，养老金收益则以安全为上。
有人因此提出延迟退休年龄，恕我直言，这一方法将成为与民夺利的代名词，既无补于事还有损政府信用。我们只有把目光投向占据中国财富半壁江山的国企，尤其是央企。各方对于国企红利是否应该划入社保并无疑义，央企的利润理论上原本就属全民所有，存在疑问的是社保资金的划转模式。
当李荣融表示坚决支持国企资助养老金时，也表明了国资委对将国有股直接划拨给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态度：“国资委比较倾向把这个额度换成钱，然后交给社保基金，不太赞同直接划拨股权，原因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的企业还是要保持绝对控股。”在这一回应之前，中央党校教授王东京在去年12月中旬的文章中曾透露，“政府有意将国企在国内发行的股票，划转10%弥补社保金不足。
”另一则新闻与之相映成趣。去年10月底，全国社保理事会副理事长高西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央企划拨的方式提出三种方案，包括在集团公司层面给予一定百分比的少数股份，或是划拨央企属下上市公司的部分股权，最后一种即上文王东京所说的方法，央企属下公司在A股新上市时，把相当于发行新股的10%划拨给社保基金。高西庆惟一认为不可能的是以现金形式划拨的方式，恰恰是李荣融支持的方式。
国资委现在是出资人代表，代理履行国有大股东的义务，与财政部央企预算编制的争议尘埃落定之后，国资委正大力在央企间以行政力量进行并购重组，积极建议红利用途，还提出打造大型资本管理公司。可见，国资委是在用中国淡马锡的全能型政联公司的模式打造自己，此时，与其把国资委视作一个政府特设机构，不如把国资委理解为一个大中华公司的CEO。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国资委频频表示把额度换成钱交给社保基金，因为社保基金虽然是小股东，是战略投资者，却可能加大重组并购的难度，并因此而削弱国资委鲜明的公司形象。
此次央企红利划拨社保的争论不过是最新变种，再次牵涉国资委身份以及国有控股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定位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各方谈判已超过入世谈判时间，却迄无头绪。实际上，从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列有“采取多种方式包括依法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的条款以来，在如何执行方面一直未能达成共识。
国有股直接划拔给社保应该是大势所趋，并不存在安全隐患。既然社保基金能够成为中国核心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交行、中行与工行的战略投资者，为什么不能成为其他央企的战略投资者？而社保基金最近在对海外投资机构的选秀中也比较成功，说明已具备了一定的投资与风险管理能力。当初国有股减持筹集社保基金之所以让中国股市接近崩溃，那是因为闯入了与市场为敌的误区，一些官员将纸上设计得十分完美的内容引入现实，对于市场投资者能否接受这一变量却完全忽略不计，成为压垮投资者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在新股上市之时划拨却不会存在这样人为估值的问题，目前在金融机构的试点情况很好。至于未上市国企，也不排斥用收益额度的形式支付给社保。
央企资助养老金账户的划拨方式迟迟难定，关键在于对国资委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位，如果国资委坚持长期主控央企，拥有绝对的控股权以及红利分配权等，在这种“政府公司”的模式下，社保基金只能成为央企红利的被动接收者；如果央企试图借助资本市场进行股权结构多元化的尝试，使央企摆脱一股独大尾大不掉的状态，那么，直接划拨给社保就是最好的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东京才说，这是个治本的办法。
相比于国资委的漫漫淡马锡之路，国有股直接划拨给社保效率要高得多。对于厘清政府、市场与社保之间的关系，也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