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分开被政府作为破解“看病贵”的主要对策,正在此轮新医改中热烈上演。5月份在杭州参加城市公立医院院长论坛时获知,西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也已投入这项改革。
然而和其它地方提升医疗服务价格以弥补药品加成损失的做法不同,银川市在实施药品零加成的同时,却要求医院降低医疗服务价格,给患者“让利”。当地某二级公立医院院长告诉记者,价格降低对患者很有吸引力,加之此前医院面积扩大、床位数翻番,医院2012年的业务收入一举从原来的1000多万增长到7000多万。
即便如此,医疗服务降价却给这家医院带来了780万元的收入缺口,而当地财政勉为其难只补贴了590万。这给推进改革带来了一些困难,更要紧的是,此举背离了医药分开改革的初衷,不仅没能矫正原本扭曲的医药价值补偿机制,还进一步低估了医疗技术服务价值。表面呈现出来的是钱的问题,实质却是机制的问题。
在那些提高医疗服务价格、从而把药品加成收入“平移”的地方,钱与机制另有一番胶着。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介绍,该院2012年业务收入为12.5亿元,较之前一年的11亿元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医务人员的平均年收入也达到18万元。
同时倪鑫也不讳言,上述增长更多地是由业务量增加带来,而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分配向一线医务人员倾斜这个因素只占一小部分。并且饶是如此,医院的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医务人员的人力资本价值也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同样面对钱的问题,身为院长的倪鑫想到了机制创新,“政策是人定的,为什么不能改?”他所提出的对策是允许公立医院搞“院中院”,让其继续经营一部分特需医疗服务。
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看来,目前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增加财政补贴解决“以药养医”不是根本之法。他举例说,深圳市财政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达到17%,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其它城市,仍然未能解决公立医院普遍存在的“以药养医”问题。
当然,搞“院中院”也不符合公立医院“保基本”的应然定位,反而会进一步加强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挤压社会资本办医的市场。
朱恒鹏指出,“以药养医”的表面原因是医疗服务价格低估,其体制上的根本原因,是公立主导体制和市场经济不相容。中国的公立医院属于国有事业单位,实行“定编定岗定工资标准”,但医生服务却是标准的私人产品,无论政府如何管控,都挡不住有人愿意支付市场化价格购买医生服务。
朱恒鹏认为,医疗体制不能独立于大的社会经济体制之外,而只能与之兼容、互补和匹配。
医改的出路,应该是提高医疗服务价格,使医疗服务收入增加部分足以弥补医院全部药品收益,才能真正废除以药养医,实现医药分开。
与此同时,应该取消国有事业编制制度,让医生成为自由职业者,使其可以自主选择执业方式和执业机构。由此培育一个竞争充分、职业声誉机制完善的医生人力资源市场;此外应放开鼓励公立医院改制,推动民营化,放开医疗服务市场准入,形成民营医疗机构为主体、竞争充分的医疗服务市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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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医药分开改革两大问题之“钱与机制”
作者:轻松保 |
发布时间:2017-1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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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医疗